你知道，有时候你看到一些新闻，会让你觉得整个世界都疯了。
就在宝马集团因为一个月内蒸发掉超过10亿欧元而焦头烂额，就在大众汽车在沃尔夫斯堡那座庞大的、几乎像座城市一样的工厂，因为一颗比指甲盖还小的芯片被迫停摆的时候，一位德国高官，一位经济部长，竟然对着镜头，盛赞了造成这一切的“元凶”。
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经济部长，斯文·舒尔茨，就是他。他用一种我只能形容为“云淡风轻”的口吻，公开告诉所有人，他认为荷兰政府强制接管安世半导体的行为“没有任何错”。不仅没错，他甚至觉得这个决定“非常明智”，而且“合理”。
这话一出来，舆论真的就炸了。人们实在是想不通，德国的工业心脏，那些精密运转的生产线，正在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芯片断供而流血。那些本该为了产业利益、为了工人的饭碗而奔走的经济部长，怎么能说出这种话？这到底是深思熟虑后的远见卓识，还是一种已经完全脱离了现实的政治傲慢？
让我们看看这个所谓的“明智”决定，到底带来了什么。今年10月16日，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几乎是拉响了最高级别的警报。一份由大众、宝马、奔驰在内的16家欧洲顶级车企联名发出的停产预警，那措辞，严厉到让整个欧洲的空气都凝固了。文件里白纸黑字地写着，他们手上来自安世半导体的芯片库存，最多，最多只能再撑三到四周。一旦用完，欧洲的汽车工业可能要面临长达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生产中断。
这可不是在开玩笑。苦果很快就来了，宝马的财报难看极了，单单在10月份，损失就超过了10亿欧元。大众那个旗舰工厂，停产一天，就是400万欧元的真金白银直接打了水漂。这已经不是什么商业问题了，这是整个产业链的生死危机。
而危机的源头，就是荷兰政府在9月30日那场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他们也不知道从哪个档案柜里翻出来一部早在1952年，冷战时期就存在的《物资供应法》，然后就以一个万能的理由——“国家安全”，对安世半导体痛下杀手。
三板斧，招招致命：先是冻结安世全球30家关联公司，差不多147亿人民币的资产；然后，直接把闻泰科技创始人张学政这些中方管理层，全部踢出局；最后一步更狠，将闻泰科技持有的99%的安世股份，直接交给了第三方托管。
这一连串操作，在斯文·舒尔茨看来，就是“明智”。他站的角度，或许是那个听起来特别宏大的“欧洲芯片自主”和“地缘政治安全”。毕竟从2021年开始，“芯片安全”这个调子就在欧洲政坛唱得很高，高到都快听不见机器的轰鸣声了。
但这场针对安世的行动，怎么看都更像是一场早就写好了剧本的合谋。时间线清晰得可怕，几乎就差把幕后那个“提线木偶”的操纵者写在脸上了。早在2024年底，美国商务部就把安世的母公司闻泰科技列入了“实体清单”。到了今年6月，美方更是直接向荷兰施压，要求换掉安世的中方CEO。紧接着，又搞出一个所谓的“50%穿透规则”，目的就是为了堵死中资企业通过复杂的股权结构来规避管制的路径。
所以荷兰政府那所谓的“迅速行动”，说白了，更像是按部就班地在执行命令。欧洲的政客们可能真的觉得，只要靠着政治强权夺下安世这家全球车规级芯片的巨头，就等于扼住了关键技术的喉咙，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去风险”操作。舒尔茨那个“明智论”，正是这种政治幻想的最好体现。
但他们显然算错了一笔最关键的账：枪是抢到手了，可子弹在哪儿呢？荷兰政府抢走的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主体，一个叫“安世半导体”的空壳子，但他们万万没想到，这个品牌的生产能力、它的供应链和它的市场，却牢牢地攥在别人手里。
中国的反制来得又快又准，而且拳拳到肉，一点都不拖泥带水。就在荷兰宣布接管后的第四天，也就是10月4日，中国商务部就宣布对特定的半导体元器件实施出口管制，矛头直指安世在中国子公司的核心产品。几天后，反制再次加码，将钬、铥这些重稀土元素也纳入了更严格的出口配额管理。
这两招的威力，远比欧洲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政客们想象的要大得多。要知道，安世虽然名义上是家荷兰公司，但它早就和中国的产业链深度绑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根本分不开了。它70%到80%的芯片封装测试，都在中国的东莞工厂完成；它的核心产品氮化镓半导体，95%的原料来自中国。更要命的是，它超过一半的销售市场，就在中国。
釜底抽薪的计策接踵而至。10月17日，安世在中国的业务主体，直接发布了一份“独立宣言”，宣布不再听从荷兰总部的任何指令，员工工资由中国公司自己发。第二天，结算体系更是发生了颠覆性的变革：全面停用美元，改用人民币结算；放弃SWIFT系统，转投中国的CIPS系统。然后，企业内部的欧洲ERP系统被全部换成国产软件，供应链也迅速切换到了中国本土企业。
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荷兰那个总部基本上就“脑死亡”了。欧洲虽然名义上控制了股权，但实际上，他们失去了对核心产能的任何控制力。
东莞工厂的订单交付率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到了95%以上，但这些芯片流向哪里，再也不由欧洲说了算了。这就是斯文·舒尔茨口中“明智”决策换来的冰冷现实：欧洲的车企们嗷嗷待哺，却等不来一颗芯片。
更惨的是荷兰自己，为安世提供晶圆原材料的23家中小企业，10月份订单骤降60%，眼看就要破产。而荷兰政府手里那个被“接管”的安世总部，成了一个无法产生任何效益、只会不断烧钱的烂摊子。
在全球化的今天，供应链的依赖从来都是双向的。欧洲需要安世的芯片，就像荷兰的飞利浦、壳牌这些巨头需要中国的庞大市场一样。任何想靠政治手段单方面“脱钩”的行为，最终都会发现，风险会以一种更痛苦、更直接的方式反噬自身。
最具讽刺意味的一幕发生在10月下旬。面对国内汽车产业和供应商协会排山倒海般的巨大压力，之前态度还十分强硬的荷兰经济大臣卡雷曼斯，不得不紧急致电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语气软了下来，表示愿意沟通，寻求一个“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从9月30日的悍然出手，到10月21日的紧急求和，仅仅过去了21天。这短短的三周，足以让那些欧洲政客们，清醒地认识到什么是经济规律，什么是现实。
现在再回头听听舒尔茨那句“非常明智”，就显得格外的刺耳。欧洲嘴上喊着“去风险”，实际上却在给自己制造更大的风险。总是标榜自己是市场经济的捍卫者，行动上却搞起了强盗逻辑。
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他们忘了，或者说是不愿意承认，中国早就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中国了。舒尔茨作为一名经济部长，他不为德国的汽车工人着想，不为巴伐利亚那些嗷嗷待哺的机器制造商着想，只为了那个虚无缥缈的“安全概念”而鼓掌。
对于现在的欧洲来说，芯片缺个一二十天，可能还动摇不了根基，顶多是经济发展受点影响，大家勒紧裤腰带挺一挺。但是，如果他们的政客总是这么缺乏常识，总是这么傲慢地活在自己的幻想里，那他们的经济，才是真的要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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