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其琛退休后李肇星去看望称“钱副总理”，对方：四个字讲错三个
九十年代的一个暑假里，在北京西郊有个安静的小院子，里面住着一位已经退休在家的前外交部长，他就是钱其琛。
院子外面，一棵高大的梧桐树长得特别茂盛，给院子挡住了火辣辣的太阳。树上的知了不停地喊着，告诉大家天气太热，得小心防暑。
没多远，一辆奥迪A4汽车开了过来，外交部长李肇星穿着便装从车里走了出来。
院子门口的保安瞧见李部长来了，赶紧快步上前，把门给打开了，笑着跟李部长打招呼：“李部长，您好啊，这次又是专程来看望钱副总理的吧？”
李肇星微微颔首，心里刚才还在犯嘀咕：老首长时而迷糊，时而明白，连我是谁都快记不清了，我到底该怎么喊他呢？
听完警卫的问候，李肇星心里的担忧减轻了些许，他心想：“要不我也跟着警卫一起叫吧，老首长听多了也顺口，这样最合适了。”
边想边走，李肇星来到了客厅，一看见钱其琛，脸上立刻堆满了笑容，他热情地打招呼说：“钱副总理，您好啊！还记得我吗？我就是李肇星。”
已经七十多岁的钱其琛，这时头脑还很清醒，就回答道：“我当然认识，小李啊，怎么一两年没见，水平退步这么多，四个字说错了三个？我早就退休了，不再是副总理了，不过姓氏倒是没变，还是姓钱。”
李肇星一听，哈哈大笑起来，赶紧说：“看来是我搞错了，老领导。”
李肇星是外交部长，他特别擅长随机应变。
之后，李肇星在书里提到：“在和钱其琛认识的40年里，他头一次跟我开了个玩笑，不过遗憾的是，那也是唯一一次。”
【首次相遇】
跟之前的几位外长比起来，李肇星可以说是个“多面手”。
他亲眼目睹了外交圈这么多年的各种大起大落，凭借出色的外交技巧，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外交明星部长”。
大家都说，李肇星说话既直接又风趣，老是能上新闻头条，所以媒体都叫他“铁嘴外交部长”。
李肇星能说会道，一来是因为他平时下足了功夫锻炼和练习，二来也和他40年来跟着钱其琛学习交流，潜移默化中受到的影响分不开。
李肇星，1940年在山东胶南出生，24岁那年从北京大学毕业，接着又去北京外国语大学深造。
1967年，李肇星踏入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大门开始工作。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十年里，李肇星算是比较幸运的，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反而被派到了非洲的肯尼亚，在大使馆里担任工作人员。
1977年，初夏时节，中国迈出了改革开放的步伐，走上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积极拥抱世界。这样一来，国家就特别需要一大批会外语的外交人才。
时代造就人才，外交部来了个大变动，很有能力的李肇星被调回国内，做了新闻司的一名科员。
刚到外交部没几天，李肇星他们党小组的组长方平，按照老规矩，领着所有手下人去见见部门的司长。
轻轻走到司长办公室门口，李肇星觉得自己人小言轻，不敢随便开口，他看见里面好多不认识的人聚在一起，有的在聊工作，有的在分享见闻。
方平热情地指着旁边的一位中年男士，对肇星说：“这位就是我们的司长，钱其琛。你肯定在照片里瞧见过他，今天咱们算是正式见面了。”
那时候，李肇星心里特别慌张，就算是大热天，手里也还是不停地冒冷汗。一见到大名鼎鼎的钱其琛，李肇星赶紧打招呼：“钱司长，您好啊，我是李肇星，以后请多多指教。”
话说完，在场的大家都笑了起来。李肇星一看这情形，心里直犯嘀咕，就像完全搞不清状况一样，愣在原地，十分尴尬。
这时候，方平走到李肇星身旁，轻声对他说：“肇星，别太紧张了。我们平时都叫他老钱，老钱呢，叫我小方，也叫你小李。”
李肇星这时才突然明白过来，原来外交部新闻司里，上级和下级之间关系特别实在，一点架子都没有。
打那以后，李肇星就一直管钱其琛叫“老钱”。就算钱其琛后来当上了国务委员、副总理，李肇星私下里还是这么叫他。
当然，在公共场合，出于外交上的礼貌，我们通常会叫他“钱副总理”或者“钱部长”。
【言传身教】
经过多天的相处，钱其琛发现李肇星是个有本事的人，认为他很有潜力，所以多次在工作上给予李肇星指点。
1983年5月，李肇星从副处长升为了一等秘书，接着就被党委安排去莱索托王国，担任临时代办的职务。
按照规矩，如果大使还没到任，代办就成了使馆里最大的外交官，所有事情最后都得由他定夺。
这也是李肇星头一回当“领头人”，明显能感受到组织是在着重栽培他。
不过，李肇星因为肩负着重要任务，心里难免有点发怵，没太有底。所以出发之前，他带着笔和本子，去找钱其琛，站在办公桌旁向钱其琛请教，问有哪些方面需要特别注意。
钱其琛没多说啥，就简单回了一句：“去非洲挺不错的，和全馆的同志一起吃饱喝足，好好工作。”没一会儿，这对话就结束了。
事后，李肇星费了好大劲才琢磨透这句话的意思：在非洲的莱索托当最高领导，其实挺不错的，不太容易出大问题。
先跟自己和同事们一起吃饭，目的是为了跟外交人员处好关系，借助同事们的力量。“做事认真点”，就是干活别粗心。
李肇星扮演好了领头羊的角色，和全馆人员紧紧拧成一股绳，攻克了不少难关。就算在安全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也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过了半个月左右，外交部党委表彰了莱索托使馆的六个人，给他们评上了先进集体称号。
只用了短短两年时间，李肇星就从一等秘书升为了新闻司副司长，这表示他以后要肩负更重要的任务了。
八九十年代那会儿，中日关系特别好，就像蜜月一样。为了多交流交流，中国外交部接到日本外务省新闻俱乐部的邀请后，司长提了个议，说让李肇星当中国新闻代表团的团长，带上几个成员一起去日本访问。
这个消息不算秘密，没多久就传开了，好多新闻界的朋友都听说了，纷纷来报名参加团队。
来的人里有很多老记者，其中有的行政级别还跟李肇星一样高呢。
李肇星心里又没底了，觉得自己信心不足，于是就像徒弟找师傅帮忙那样，他再次去找了钱其琛。他对钱其琛说，自己可能还是更适合当副团长，团长这个位子还是留给更厉害的人吧。
这时，钱其琛有些生气地说：“你担心啥呢，他们都是外行人，难道还能让他们来当团长？你可是正规军里的，这个位置不给你给谁？你要是不愿意，就自己说个合适的人选。”
瞧见老首长生气了，李肇星挺有眼色，一句话没敢多说，悄悄退了出去，然后硬着头皮当上了团长，去了日本。
那时候，李肇星还没明白钱其琛话里的真正意思，后来有人提醒，他才意识到这是在指责他不够负责任。老话说，“遇到该做的事就要主动去做”，而李肇星的性格里，显然少了这份主动担当。
还有一次，李肇星跟着钱其琛一起去参加联合国大会，还当上了秘书和翻译。等钱其琛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后，就回到住的地方去找李肇星了。
钱其琛心里挺不高兴，于是问李肇星：“小李啊，我这次去联合国出差的补贴，咋就比去非洲、亚洲那些国家还要多呢？”
关于这事儿，李肇星心里也没底，于是他就给负责会务的礼宾官打了个电话询问。礼宾官回复说，去联合国开会得多了解些情况，所以就多加了点买报纸和打电话的补贴。
钱其琛听后，马上和李肇星一起反驳道：“这话根本讲不通嘛。这津贴，我哪能要呢。我出差时啥时候自己掏钱买报纸、打电话了？你还不清楚吗？你作为我的秘书，怎么这点事都不管呢？”
李肇星说自己挺冤枉的，但其实他也有不对的地方，所以只能低着头，听老首长一顿批评。
一个好老师，不光会指出学生的不足，还会给予学生鼓励。2001年的时候，李肇星在美国当大使的任期满了，然后就回到了国内。
懂点外交门道的人都清楚，美国大使往往是下一任外交部部长的热门人选。
果然不出所料，李肇星没过多久就被提拔为外交部副部长兼党委书记，不过这只是个开始而已。
后来钱其琛升为了副总理和国务委员，李肇星就亲自去向他请教，怎样才能把党委书记当好。
钱其琛对李肇星说，要他多留意。
首先，你得紧跟中央的步伐，别上面一个方向，你偏要走另一个道儿。其次，得和领导班子处好关系，毕竟事儿得靠大家伙儿一起做，心不齐可啥也干不成。党委会欢迎大伙儿提出不同看法，不能不让大家说话，有啥意见得当面说，别在背后嘀咕人。最后，得多留个心眼儿，虽说不能每件事都亲自上阵，但心里也得有杆秤。
其实李肇星心里大都清楚这些道理。与其说是找人帮忙，倒不如说是在自己脑子里装了个开关，时刻提醒自己别犯错。
钱其琛把外交工作简单说成就是做两件事：一是给大家争取和平，保护和平；二是为了祖国的发展去交朋友，找那些想法一样的合作伙伴。
钱其琛，1928年出生，他是中国外交部历史上的第一位发言人，还曾经为中韩两国的建交出了不少力。
钱其琛在《外交十记》里提到：“中国跟韩国建立外交关系，麻烦的地方不在于中国和韩国本身，而在于朝鲜。因为过去的事儿和想法上的相近，怎么让朝鲜接受现在的大变化，还有外交上的新策略，这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钱其琛多次前往朝鲜，好说歹说，最终才获得了金日成的点头答应。
1992年8月24日早上9点，钱其琛和韩国的外交部长李相玉，在钓鱼台国宾馆里的芳菲园，一起正式签字宣布中韩建交，这件事也成了钱其琛外交生涯里一个闪亮的重要时刻。
钱其琛在75岁那年退休了，之后就很少在公众面前露面。到了2017年，钱其琛走完了他的一生。
李肇星多次去医院探望老领导，他告诉我们：钱其琛老首长最后的日子都是在医院里，我前前后后去看过他七八回，他那时候已经不太能说话了，也认不出人了。每次看完他，我心里都五味杂陈，觉得生命真是太脆弱了。
5月9日晚上10点06分，钱其琛因为生病在北京去世了，他活了90岁。
【结语：】
那个人已经离开了我们，只给活着的人留下了无尽的惋惜。但钱其琛培养的外交人才，依旧在闪耀光芒，他们为了祖国的发展，在世界各地结交友好邻邦，为了人类的和平，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参考材料或者相关资料。
《李肇星：一位外交官的不凡历程》 人物特写
《钱其琛：为了世界和平努力，为祖国结交好友》——《齐鲁周刊》2017年第20期
《李肇星回忆：钱其琛为啥会指责我呢？》新传奇 2017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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