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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最初两年，国内尚未拥有自主汽车品牌。那时，国家领导出行所用的车辆，主要来自苏联以及国民党留下的美国轿车。直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并投产，自主制造车辆才逐步成为现实。
周恩来总理是坚定支持国产产品的代表。为了推动中国制造品牌，他提出所有领导出行应乘坐国产红旗轿车，并经常以红旗车、解放卡车作为礼物赠送外宾。这样的故事，见证了周总理与民族品牌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
新中国诞生时，国家经济非常薄弱，缺乏资金、更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造成这一局面，部分原因在于蒋介石撤退之前大量转移了黄金和国民党重要的工业设备。正如毛主席所言，“中国现有工业，只具备生产面粉或火柴的能力，机床和汽车却制造不出来。全国范围内，没有一辆汽车是中国生产的。”
面对这一局面，发展自主工业势在必行。在苏联专家和援助的帮助下，国家启动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重心放在重工业与军工领域的建设。由此，长春一汽得以创建，在无数工程师夜以继日的研究中，终于生产出了“解放牌”卡车。这批车辆成为新中国工业的首次突破。
解放牌汽车成功下线后，立刻在社会引发轰动。那些年，驾驶解放车行驶在长春街头时，市民纷纷涌上红旗街、新民大街等主干道，只为亲眼目睹国产卡车真容。中央获悉这一突破后，迅速批准扩大产能，解放车辆批量运往各地和军队，成为国内主要运输工具。有了卡车，并不代表目标已经达成。自制造轿车同样是一项难题。
毛主席在视察一汽时，曾关切地询问厂长饶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坐上自己造的小轿车？”饶斌也郑重承诺，轿车很快就能推出。1958年5月，适逢一汽顺利完成新中国首批轿车生产，取名“东风”，并通过多项测试。毛主席在中南海试乘“东风”轿车，还特意绕园驾车两圈，心情非常振奋。几个月后，“红旗”轿车也正式下线，迅速成为中央领导人的办公和出行用车。
红旗轿车的问世，离不开无数人的奉献。除了技术人员废寝忘食的科研投入，周恩来总理在幕后也发挥了关键作用。研发过程中遇到的技术瓶颈，源于国际技术封锁，使关键步骤迟迟无法突破。周总理得知困境后，主动将自己乘坐的法国轿车交给一汽技术团队进行拆解和研究，还从北京请来曾经服务于国民党及外国租界的修车师傅。一系列举措助力红旗轿车解决最后的难题，成功交付使用。
新车投入使用后，仍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技术上的不足。此时，周总理再次出面协调。他找到陈毅元帅，请求借用陈毅手中价值稀有的联邦德国“本茨600”，全球总产仅四百多辆。陈毅元帅十分珍爱这款座驾，但了解到国家工业急需创新，毫不犹豫地将车辆送往一汽拆解研究。有了德国汽车的技术借鉴，红旗轿车迅速优化，逐步走向国际市场。许多亚非拉国家领导人将红旗作为政府专用车，使中国制造扬名海外。
周恩来总理热爱国货的态度，贯穿其一生。不止座驾，他连日常用品如衬衫、皮鞋、大衣等，也都坚持选用国产品牌。在1950年代，中国举行重要会议和外宾接待时，他特别要求大会堂及中南海的管理人员优先采用国货。提供前门牌香烟、应季的国产水果、北京和天津出产的点心。在酒水的选择上，无论是宴桌上的茅台、汾酒还是绍兴黄酒，抑或青岛和哈尔滨啤酒、烟台张裕和通化，为外宾准备的葡萄酒也全部为国产。
值得一提的是，周总理手腕上常戴的上海手表，多年来一直不曾更换。无论出席活动还是会见外国宾客，这只手表总被媒体镜头捕捉。早期国产手表故障不少，大家都劝周总理换成瑞士品牌，但他始终坚持，“坏了可以修，有谁敢保证任何东西永远不坏？”在他上海手表虽小，却浓缩着精密工业技术，是国货应该受支持的典范。
每逢外交访问，周总理总是精心准备中国特产，以此向世界推广本国制造。一袋大白兔奶糖，曾成为深受外宾欢迎的礼品。可以说，从汽车到生活用品，从技术创新到民间宣传，周总理对国货的关注与支持，是发自内心的选择，也是新中国工业进步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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