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很多人来说，吉利的名字早就不是“便宜车”的代名词，而是一种中国制造的身份象征。可如果把时间拨回几十年前，这条路其实起于一桶废液、一张照片和一个被当成“外行”的年轻人。
故事没有主角光环，只有一个又一个关门的瞬间，以及一个人反复撞门、拆门、自己造门的全过程。
台州，七山二水一分田。高中毕业那年，李书福拿着家里给的一百二十元，带着一台海鸥相机进了城。那时的街拍被叫做“野照相”，不少人嫌弃不正规，但他靠这一摊，干了一年，赚了两千元。
拍照本身还不是重点。他发现废显影液能提氯化银，研究出提炼法后，开始批量炼银，卖去杭州，一桶利润比拍照高太多。这是他第一次掌握“信息差”，也第一次意识到：“没门槛的活，守不久。”
台州其他人很快也学会炼银，原料涨价、利润缩水。他把目光投向了制造业。
一次去定做皮鞋，他看到皮鞋厂工人忙的不是鞋，而是冰箱配件。那是“新三大件”风行的年代，冰箱成了城市婚房标配。他立刻动手，搭了作坊专做冰箱零件，招来亲戚兄弟，成立了黄岩十区配件厂。
他从螺丝、保温套一路做到冷凝器、蒸发器，销售额突破九百万元。但风头太盛不是什么好事，温州“八大王”事件震动全国，台州也曾面临整治风险。
还好，当地县委书记顶住压力，提出“扶持为主，规范跟进”，给了这些民营厂喘息机会。这是一种现实中的“制度空间”，有人顶在前面，政策才有落地的可能。
配件做顺后，他又想做整机。他带队跑上海拿到图纸，办了北极花电冰箱厂。产品一上，销量飙升。但没多久，国家推行目录制，划定谁能造整机。北极花不在名单内，进不了系统，他只能把厂上交。
南方另有企业选择“挂靠机制”，假借国营身份留存下来，几年后成长为全国品牌。他没走这条路，错过了，也算认了。
他去深圳大学进修，顺便在市场看建材。一种叫铝镁曲板的材料价格虚高、常年缺货。他立刻回台州创办了吉利装潢材料厂，设备能买买、买不到就自己焊。
两千万砸进去，一度快烧空，成品终于做出来，性能对标进口，价格却低一截。订单飞涨，年销售额冲上亿元，“吉利”这两个字第一次挂在了厂牌上。
他又跟风去海南炒房，正赶上楼市狂飙，结果泡沫破得比想象还快。他亏了大钱，也彻底明白：“靠热钱，不如靠门槛。”
这时，有人在年夜饭桌上说：“国产摩托车质量比不上日本和台湾地区的，但市场大得很。”
他立刻想从摩托配件做起，结果去四川大厂谈轮毂，被当场拒绝：“你是外行。”
他说，那就不做轮毂了，做整车。
兄弟劝不住他，只好划定“赔光不管”的底线。他买来本田摩托，拆光每个零件，按图装回去。他请于艇重画发动机图纸，合作邮政摩托车厂，用对方“贴牌生产”。
他没选主流跨骑摩托，而是做踏板车。更安全、更适合女性、更便宜。他把定价砍到进口车一半，不到九千元，还能保证利润。
城市开始限大型摩托，踏板车的市场被动放大。几年内，吉利摩托年产冲到六十五万台，产值十五亿，出口二十多个国家。
他知道这行业也撑不久。模仿盛行、税务混乱、价格战频出，他已经熟悉了“门槛塌陷”的前奏。
所以，他决定再赌一次汽车。
他先做的，不是造车梦，而是拆车计划。
买来奔驰、红旗，全部拆光，研究结构。他用玻璃钢造车壳，虽然方向盘不能回正、壳体易变形，但车真能跑起来。
交警不让上牌，领导找他谈话，提醒民企不能造车。他认了，但没停。
他看见的，是一整套成熟工业体系：模块标准化、供应链可用、不是“从零搞发明”，而是“从已知中拼未来”。
他以扩建摩托厂为名，向临海申请土地，批下的是一块沼泽地，实测六百亩，没水没电没路。他自己铺管道、架变压器、建厂房。
资质更难，他多方奔走，听说四川德阳监狱办的车厂持有六字头生产许可，却经营困难。
他拿出两千四百万控股七成，用“借壳合资”的方式拿到资格。多年后才收购全部股份，把工厂整体迁回临海，彻底将“壳”变“身”。
他提出“三五计划”：百公里油耗五升以内，整车定价五万元出头，五人座。新车代号6360，意在划出一条门槛线。
他派人全国跑厂，最终选中夏利作为“研究对象”。几辆夏利被拆光，零件一一测量、尺寸记录、供应商匹配。
很多供应商一听是民营造车，要么拒绝，要么抬价。他又从天津一汽挖工程师，把那套造车经验带进台州。
车身造型最早用田里的泥巴捏，一晒就裂。图纸也边试边补，多年后才形成完整工艺文件。
1998年8月8日早8点，第一辆吉利豪情开下生产线。车头大红花、造型像小号奔驰，但内核是拆出来的经验与一地汗水。
对他来说，这是一个真正跑起来的答案：从“野照相”出发，一步步拆进复杂工业。
那挂炮仗，总有人得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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